面对世行B-READY新考卷，中国优化营商环境题眼何在

近日，世界银行发布《营商环境成熟度报告（B-READY 2025）》融资融券服务门户网站，并对101个经济体进行了排名。报告显示，“公共服务”成为多数经济体营商环境建设中的关键“短板”。全球各经济体在公共服务供给和效能上普遍存在不足，不少经济体存在重监管轻服务的现象。

2026年，中国将正式列入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的经济体之一并参加排名。在这一背景下，把握新一轮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体系及其核心关注，着力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有利于增强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投资信心，也将向全球传递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积极信号。

何为营商环境成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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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始于2002年，2023年正式发布营商环境成熟度（B-READY）评估方法。该方法重点关注企业从进入市场、持续经营到关闭退出的全生命周期，构建由三大支柱和十项指标组成的营商环境评估体系。三大支柱分别是监管框架、公共服务和执行效率。十项主题涵盖企业准入、经营场所、公共设施、劳动就业、金融服务、国际贸易、税费缴纳、争议解决、市场竞争和企业破产等关键领域。围绕每一主题，分别从监管框架、公共服务和执行效率三个层面进行评估，既考察监管框架是否完备透明，也评估政府是否提供了相应的制度化服务，并进一步衡量企业在实际运行中遵循规则、使用公共服务的真实体验，旨在尽可能全面地反映不同经济体在营商环境治理中的实际表现，并通过详实数据反映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营商环境总体状况。

与此前的评估不同，B-READY更强调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就业创造之间的制度关联，更关注政府监管框架、公共服务供给和制度执行效率的表现。例如，在本轮世界银行营商环境的排名中，捷克在监管框架上排名第一，韩国以80.22分在公共服务上位列榜首，新加坡则在执行效率排名上夺魁。

营商环境成熟度关注什么

在公共服务方面，本轮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传递出两个重要信息。一是为企业提供公共服务比制定监管法律和规则更困难，由此导致持续的“公共服务缺口”。实践中，法律的实施往往缺乏必要的公共服务支持，而通过投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政府服务现代化以及提升信息可及性，可弥合缺口和推动营商环境改善。二是监管的便利性与公共服务的高效利用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但这两方面的发展却滞后于监管力度，由此形成了“效率差距”。可见提高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使用效率同样迫切。

监管框架、公共服务和执行效率作为世界银行评估的三大支柱，从不同层面考察营商环境制度设计与实际运行状况。其中，监管框架侧重对法律法规和政策本身进行评估，以及是否与国际通行做法相一致，主要反映制度层面规范性和完备性。公共服务着眼于政府是否为企业经营提供了必要服务，如政务服务、基础设施接入、通关与税务服务等。执行效率进一步关注企业在实际经营过程中遵循规则、使用公共服务的难易程度，通过衡量时间、成本和不确定性，反映制度在现实运行中的执行效果。从世界银行评估报告传递信息可以看出，各经济体不仅仅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在公共服务利用的效率方面也存在提升空间。

从本次营商环境排名来看，“公共服务缺口”和“效率差距”不仅体现在发展中经济体中，在发达经济体中也特别明显。例如，美国呈现“强制度、弱执行”的特征，其监管框架得分高达78.67分，体现较高的制度成熟度，但执行效率仅68.02分，凸显出显著的“效率差距”。中国香港在公共服务支柱上的得分（65.32分）显著低于其监管框架得分（71.03分），由此也导致本轮香港部分单项排名低于预期。

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和效能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各经济体在公共服务和执行效率的指标上均有提升空间，公共服务与企业需求存在差距，执行效率影响企业真正从规则框架中受益，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实践中存在立法空泛现象，或者说一些立法并未有相应的实施场景。对于中国来说，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需要强化公共服务的供给，提升公共服务的效能，改变重监管轻服务的现状。

一方面，增强公共服务的供给。从评估报告三大支柱得分的横向比较来看，鼎锋优配，鼎锋优配配资，香港鼎锋优配公司各经济体在公共服务领域得分最低，特别是监管框架和公共服务的得分存在显著差异，有些经济体甚至只有15.51分。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应加强顶层设计，更好发挥政府在优化营商环境中的作用，推进数字等公共服务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惠企政策全流程服务，打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环境。

具体而言，在市场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方面，针对当前市场竞争中存在的痛点，从制度层面遏制内卷式恶性竞争，打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以《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为契机，消除所有制歧视，便利融资服务，确保民企在评估调查中给予正面反馈。

在法治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方面，加强法律专业服务供给，完善涉外法律综合服务，助力企业合规经营，不断完善企业投诉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为企业提供一站式商事纠纷解决服务。

在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方面，持续拓宽常态化沟通渠道，充分发挥好如省长（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外资企业圆桌会议、外商投资企业投诉中心等常设机制和专业机构作用，不断提升外商投资的便利化水平。

另一方面，提高公共服务效能。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是一项系统工程。2026年，上海、福建、辽宁等省市都在新年第一个工作日召开全省（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各地把优化营商环境摆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深化高水平改革开放的重要抓手。上海作为营商环境评估的样本城市，正在积极推进落实优化营商环境9.0版方案，不断强化公共服务能级。优化公共服务效能要着力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上升为“解决一类问题”，使“高效办成一件事”成为常态化运行机制。在数字化时代，充分利用数字技术，赋能营商环境优化。例如，深化诸如“数字报关厅”建设，为企业提供智慧化货物通关服务，打造企业服务智能体，提升企业服务云效能，不断提升外籍人员在华投资和消费的便利化水平。在制度执行层面，持续提升商业纠纷立案、审判、执行质效，完善仲裁境外服务网络，提升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实效。

对中国而言，营商环境成熟度不仅是一项国际测评指标体系，其结果更可能成为世界观察营商环境优化成效的重要“窗口”。经过前两年的评估过渡期，中国对世界银行新的营商环境评估方法和体系有了更深的理解。通过不断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和效能，可以把营商环境评估带来的外部压力，切实转化为内生的改革动力。

配资

（彭德雷系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临港-华东理工大学自贸区创新研究院研究员；阎海峰系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教授，临港-华东理工大学自贸区创新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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